厉以宁往事：坚持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线，以“厉股份”在中国经济史上留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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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健 / 图）
            “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会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定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1986年4月，56岁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在北大“五四”研讨会中向众师生讲述自己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在这次会议上，北大经济管理系青年教师平新乔首次听到厉以宁对“股份制”改革的思考。
            厉以宁以“厉股份”在中国经济史上留名，在当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辩论中，他始终坚持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线。
            站在对面的是与他同龄，又是同乡的另一位经济学者吴敬琏。他被称为“吴市场”，在改革顺序上，坚持市场化先行，认为应先推行价格改革。
            此后，经历了“价格闯关”、承包制等多种尝试后，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才正式让股份制改革走上舞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厉以宁推行股份制的贡献可总结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明确企业有限责任、完善公司结构治理这三点。
            2013年，厉以宁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改革（成果）之一。
            股份制一波三折
            在厉以宁提出所有制改革成功论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向外界寻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药方。
            邓小平两度邀请世界银行到中国开展调研，“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在1985年定稿并提交中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造成由董事会控制的股份公司，并把股份分散给主要关心这些公司利润水平的多家公共机构。
            “实际上，世界银行的方案已经提到了‘股份制’。”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改革史研究者范世涛谈道。
            世界银行的报告虽然从宏观层面给中国经济发展把脉，但并没有明确指明具体、清晰的改革路径。但范世涛认为，这份报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帮助股份制在中国落了地。
            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也存在分歧，一方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一方则主张所有制改革为主线。此外，还有一方则是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张的“两条主线”并重的改革方法。
            此后，中央开辟了少数的股份制试点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平新乔回忆，他留校任教并担任厉以宁的助手时，常陪着厉教授前往多地调研，推广股份制。
            调研回来后，价格改革的论断占据了上风，四川的改革试点停滞。
            厉以宁曾公开发表回忆股份制的文章称，1980年代后期，外界批判“股份制企业”是“私有化产物”的声音源源不断。
            在范世涛看来，1986年的股份制设计也存在缺陷。一是仅把股份制作为一种融资方式，没有考虑到企业治理结构的问题；二是主张公有制主体下由政府大股东控股，忽略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平新乔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厉以宁主张价格改革“小步走”，不是一步放到位。改革应先培育一批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企业主体。
            但吴敬琏教授曾公开发文批评双轨制下出现倒爷横行的“寻租”现象。
            对此，平新乔摇了摇头，“这种情况下，寻租是难以避免的，取消倒卖的出路是市场化，而市场化也并非一个晚上就能完成。”
            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让政府和经济学界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重新放回所有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
            同年，厉以宁所在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在为国家体改委提交的中期经济改革规划方案中，明确提出改革的时间表，建议用8年左右的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
            据范世涛介绍，当时，吴敬琏、钱颖一已经组织课题组研究国际企业理论最新进展，组织翻译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伯特.C.克拉克的《公司法则》，不过这个译本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公开出版。
            直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股份制改革才得以全面展开。
            “存量不动， 增量先行”
            “存量不动，增量先行”，是厉以宁对于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平新乔将其理解为“小步走”的股份制改革，“实际上，这也是走了双轨制的思路。”
            1986年，厉以宁在《所有制改革和股份企业的管理》一文中说明了设置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的设想。
            范世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外的国有股有时用黄金股制度，就是没投票权。国有股比重过大会导致这些企业本质上还是国资企业，现代企业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相互制衡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还是同一帮人说了算”。
            “要上市必须有国有股，否则连第一步都走不出去。”平新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于，考虑国有资本此前的投资贡献，设置国有股和国家股权代表。对于企业而言，公有制企业以企业留利入股，也需设置法人股。
            其中，国有股称为大的非流通股（简称“大非”），法人股（企业股）称为小的非流通股（简称“小非”）。这就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大小非”。
            1992年，国家体改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股权设置有四种形式：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
            在保持“增量先行，存量不动”的情况下，中国的股份制企业逐渐增多。
            据中国网，1992年，全国已经批准建立了近四百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使全国股份制企业达到三千七百多家。同时，国务院批准九家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境外上市。
            改革存量市场
            股份制运行一段时间后，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1993年，我国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次年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有股持有者不得以任何方式放弃国有股收益和缩小股权比例。
            厉以宁注意到，由于非流通股的比重过大，股东会常常面临开不起来的情况。
            范世涛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由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多方力量形成权力制衡，当时小股东话语权不足，加之民营企业效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要把钱投到一个低效率公司当‘吃瓜群众’呢？”
            当时，厉以宁正在着手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设计工作。1998年，证券法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
            平新乔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不参与市场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存量过大，严重影响股权结构，企业机制并未改变。由于流通市场股票的流通量很小，只要买方资产足够大，股市很容易被“操盘”。
            此时，改革存量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这样，开始了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
            平新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厉以宁提出，改革存量需要解开非流通股，让非流通股也在资产市场流通。
            此举违反了起初上市时非流通股暂不上市的承诺。鉴于此，非流通股持有者需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的补偿。补偿的数额根据该企业利益好坏来决定。通过补偿实现了非流通股票向流通股转变。
            2001年1月，吴敬琏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公开批评股市像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
            次月，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等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
            “当时厉老师不同意‘股市是赌场’的说法。”平新乔坦言，在公有制企业上市时，设计国有股和法人股是必要的，但1990年代后期，国有股和法人股的非流通对股市发展产生不利后果。因此，平新乔认为，吴敬琏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非流通股减持的情况，在2005年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得以解决。“2008年，大半非流通股都减掉了。”平新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王伟凯对此文亦有帮助）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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