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拐点时看发展与转型

admin

原标题：人口拐点时看发展与转型
                          
吴晨/文
大约二十年前，“龙象之争”开始为人津津乐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几乎从相同的起点出发拥抱全球化：中国制造业抓住了改革开放和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机遇，一路高歌猛进，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工厂”；印度则依靠IT服务外包业，打造出班加罗尔这样的全球IT外包中心和软件创新中心。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还以中国的全球制造和印度的全球IT外包作为其立论的两大案例。
二十年后再做龙与象的比较，数字上高下立现。沿着“雁阵模式”推动的“制造立国”发展轨迹，充分挖掘了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相比之下，印度制造业受到商品市场与国内要素市场改革乏力的双重挤压，二十多年来一直发展乏力，即使在总理莫迪上台之后大谈“印度制造”，也尚未取得实质的突破。经历了三十年的长跑，中国的GDP已经是印度的五倍。
而当时间到了2023年，龙与象再次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根据联合国之前的估算，在今年四月或者五月的某一天，印度和中国人口都将达到14.26亿，然后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在此之后，中国还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一方面劳动力人口加速下跌，另一方面老龄化水平不断加深，经济转型的压力与社会民生保障的复杂问题都是中国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印度人口仍将增长，依然有很长一段可以利用人口红利的成长时期。
过早到来的中国人口拐点与印度人口超越中国只是表象，在这个表象之下有四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审视——
第一，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及人口结构，与国家经济发展到底有哪些相关性？
第二，如何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上解决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需要哪些新政策和新思维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
第三，总人口的拐点与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节点相叠加，人口这一最重要的资源禀赋的变化对经济转型上台阶是会构成某种制约，还是会变相推动？
最后，回到“龙象之争”的命题。外部环境今非昔比，全球经济面临“脱钩”风险，印度大力发展制造业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么？
人口结构与经济转型
二十年前经济学界就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经济会面临“未富先老”的难题，相比较欧美和日本、韩国，中国会在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令学界惊讶的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距离此前大多数人预计的2030年之后提前了不少。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经济整体增长必然放缓，但中国人口结构——即“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更需要关注。按照学界的定义，以65岁以上人口（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计算，超过7%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为老龄社会，而超过21%为高度老龄社会。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了7%，而2021年这一比例超过了14%，已经成为标准的老龄社会。而中国人均GDP在2022年约为1.27万美元，仍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基于人口拐点的提前到来，蔡昉教授在新书《人口负增长时代》中提出了新的担忧，担心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慢富快老”的问题：老龄化会以超过预期的幅度加剧，而经济增长也有可能以超过预期的幅度减速。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应对的老龄化问题更深重，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的老方法也可能过时。应对“慢富快老”需要全新的思维框架。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到底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可以从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人口总量和人口成长趋势长期来看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产生巨大影响。
以美国为例，过去三十年，美国占G7的GDP总额的比例从四成上升到58%，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劳动人口在此期间增加了三分之一。与欧洲和日本人口日益老龄化相比，美国是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能够保持人口健康成长的国家，而且美国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也能够持续吸引全球人才，推动美国GDP占比的水涨船高。
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短期而言，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相对于供养人口（老人和孩子）的相对缩水，社保压力增加。长期来看，当总人口下降，尤其是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时，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势必受到拖累。过去几年，不少经济学家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预测都是基于中国人口可能在2030年甚至之后达峰的假设之上。中国人口数量比预想更早达峰，势必需要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速做出相应调整。简言之，人口负增长的提前到来和老龄化比预期程度更高的现实决定了潜在增长率比预期要低。
其次，中国人口结构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间的矛盾在短期会变得更加尖锐。
中国劳动人口结构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出现两头增长，中间薄弱的状态。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年劳动者（16-24岁）占比将从2022年的14.8%上升到2035年的17.0%；与此同时，大龄劳动人口（46-64岁）占比将从40.4%上升到43.1%；而盛年人口（25-45岁）比重会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带来三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都不容易解决。
青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会加大就业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年4月中国16-24岁人口失业率比例高达20.4%的原因之一。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加速降低不仅不意味着就业矛盾的缓解，反而标志着中国就业形势相对宽松的时代已经结束，因为人口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未来几年，每年都会有超过千万大学生毕业，而经济无法创造出足够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就可能导致短期人力资源的浪费。高科技，尤其是今年生成式AI的发展，也会让大量入门级白领就业岗位被机器所取代，加剧年轻人就业压力。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教育体系，同时思考如何快速增加职业教育培训等问题。
大龄劳动人口的增加则会带来新问题。推迟退休时间势在必行，但企事业单位是否做好了内部员工“多世同堂”（60后与00后在一起工作）的准备？而在组织中如何为超过六十岁的普通员工找到合适的岗位也是挑战。
此外，盛年人口占比的减少会意味着，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人，他们相应的负担更重。蔡昉教授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中特别提出政府要强化“照料”，帮助“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减负，就是针对这种人口结构发展提出的解决方案。蔡教授认为，涉及孩子和老人的照护，不应让家庭独自承担，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方式予以满足，因为这一服务具有社会收益性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共服务。如果养老和育儿的问题全部由盛年人口所承担，年轻人就业短期又不明朗，很难能提升中国已经超低的生育率，而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又将导致未来人口结构持续恶化。
按照波特的增长驱动理论，一国经济的起飞会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四个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的发展模式很明显经历了资源禀赋驱动和投资驱动两个阶段。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规模优势，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成功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更加依赖投资驱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如今，中国经济刚刚开启创新驱动转型。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在分析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时还需要引入人口教育水平这一维度。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巨大的大学生人才库。当然，这也加剧了经济创新转型的迫切度，因为只有创新经济才能把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的劳动力用好。
第三，中长期来看，到2035年，中国劳动力人口（18-60岁，这个数据没有把延迟退休考虑在内）将下降10%，到2050年下降35%。老龄化同期会加剧，到2050年，预计中国人平均年龄将超过50岁，比现在高出12岁。老龄化、少子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人口下降和供养比例增加都意味着加大社保投入势在必行。
加大民生开支是当务之急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结构在未来十多年所呈现出来的“两头重，中间轻，老龄化加速”的局面突显民生问题的迫切性。
先看一组中国与其他同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横向对比数字。
2020年，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3.9%，全球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0.4%，财政支出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为52.4%，而参照组的平均水平为62%，同样有比较大的差距。如果把两者合计比较，中国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8%，而参照组的平均水平为25%，低了7.2个百分点。
另一组数字则是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由于劳动报酬占国民经济分配的比重偏低，居民消费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导致构建安全网的储蓄能力和意愿不足。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家庭消费支出占中国GDP的比重只有38.2%。相比之下，世界平均水平为55.3%，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则达到了58.1%。
在育儿、养老、看病等一系列需要花钱的地方，我们都还需要加大投入。在构建更牢固的社会安全网方面，蔡教授在书中讨论了应该“取其轻”还是“取其重”的问题，颇具深意。
在他看来，应对养老压力，习惯性的思维是在政策选择中“取其轻”，如“多取”和“少与”。“多取”的意思是选择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来补足社保基金的不足，不过这么做显然将增加业已过高的企业负担。“少与”是降低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即养老保障水平，这么做无助于保障消费，老百姓也会怨声载道。当然现有的养老金原本就存在比较大的不公平，比如公务员和事业编的平均养老金水平就大大高于企业养老金。此外，现有养老金“现收现付”的模式，即当年工薪阶层缴纳的社保直接用来支付当年养老金开支，养老金账户基本没有累积的模式，如果不进行改革，在劳动力人口下降，老龄（退休）人口逐年上升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维系。
我理解蔡教授的意思，“取其轻”是就事论事来解决问题，在不做任何根本性调整的情况下，在现有社保体系的框架内做腾挪，多取、少与、晚退休是为数不多的选择，结果也很难让各方满意。而他所提出的“取其重”的思路则是选择“多予”与“少取”的结合，直面养老难题，一边减少个人和企业养老负担，一边持续增加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同时解决养老金不平等的问题。要真正做到“取其重”，就必需跳出现有养老金制度本身来破解问题，且把养老这一社会民生问题与经济的消费驱动与政府的社保责任联系起来一起分析。
蔡教授强调，“越是充分的社会保障，越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时代最大限度地抵消趋势性消费孱弱的效应”，同时他也提出，“只有把提高劳动收入而不是降低养老金给付作为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出发点，才能实质性推动延迟退休。”
换句话说，要实现“多予”和“少取”的结合，需要切实加大财政社会保障性支出，以便在社会福利水平上更符合发展阶段的要求。与此同时，也需要推动养老金改革，比如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改革都需要深入推进，以便建立国家社保之外的其他养老支柱，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的养老需求。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加大投入建立更完善的社保安全网，归根结底需要未来十年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中国人口拐点的过早到来和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会不会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
洛克菲勒国际主席夏尔马（RuchirSharma）对历史上39个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做了一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经济体在完成超越的十年间有一个共性——人口都在正增长。
乍看下来，夏尔马的研究引人担忧。但仔细阅读他的论述，发现他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持续增长的相关性，却缺乏对经济规模不同的考量。在39个样本中，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与中国完全不可以等量齐观。思考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借鉴洲际经济体的经验，比如欧盟，其内部各国经济体量大小不同，发展阶段也有差距。此外，也需要考虑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比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高科技的广泛应用能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工作人口缩水的负面影响？同样，全球化的转向又会给洲际经济体的发展带来什么阻力？
相应的，日本也提供了一个人口结构巨变对经济影响的样本。从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快速缩水来看，当下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日本类似，最值得警惕的是房地产的未来走势和投资拉动发展模式的不可为继。日本的经验很明显，劳动力人口下降与房价下跌正相关，而投资驱动型增长也很难长时间推动经济发展。
日本经验显示，富强劳动力人口（日本的统计口径，为35-54岁阶段）的缩水推动房价指数下跌。在富强劳动力人口增长时期，人口每增加1%，日本的房价增长大约5%；相反，在缩水时期，每缩水1%，房价跌幅则要更高。同样，日本经验也显示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后继乏力。
无论是夏尔马的分析还是日本的经验，都指向经济转型的困难。这时特别需要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再次梳理，甚至跳出三驾马车的思维框架寻找突破。
首先，就出口而言，外需需要继续作为适度合理的增长拉动力。这就需要我们持续吸引外资，保持出口水平。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需积极主动影响全球化的走向，放缓供应链转移，避免经济“脱钩”。
其次，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增长点，把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作为衡量经济质量的重要指针。养老、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以及相应的应用场景，都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需要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很正常，但在中国消费占GDP比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提升居民消费仍然有巨大的挖掘空间。
三驾马车之外，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强调的新逻辑是投资建设更完善社保安全网与持续改革创新之间的相辅相成，甚至可以说，更完善的社保安全网是经济转型的基础，而经济转型也会为建设更完善的社保安全网提供了实力支持。
人口负增长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触媒，让我们走出线性思维，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追问衡量经济发展的终极问题——如何推动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转型的重心应当放在提振消费上，而消费提振则建立在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和大力增加社保投入之上，让老百姓能消费也敢消费。老百姓敢消费、能消费了之后，老龄人口也能形成充满机会的“银发经济”。
再看龙象之争
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已然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印度的挑战是在全新的环境中复制中国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的挑战则是如何创造下一个全球经济奇迹，让十四亿人享受中高收入国家的生活。与其说新时代是龙象之争，不如说两个人口大国都需要寻求经济发展模式的突破。理解这一点，就很清楚，未来并不是在印度或中国之间做选择。
和中国需要提振消费一样，印度需要抓住机会，补足制造业的软肋。长期以来，印度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在14%左右徘徊，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在三成左右。印度城镇化也挑战重重，农业仍然是65%的印度人就业的渠道，人均耕地少，耕地退化严重，很多小农只能温饱，一旦有灾害就会出问题。
其次，印度女性就业参与度很低，只有20%左右，比中国超过60%的比例低太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优秀的就业岗位不足，另一方面印度也保留了富裕家庭妇女留在家里的传统。本质而言，女性就业率低体现的是经济创造就业能力不足，是经济需要转型的特征。
第三，印度如果想复制中国模式，抓住供应链转移的机遇，需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中国优异的营商环境建立在政府强大执行力之上，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都由国家规划，以中国速度达成。印度远没有类似的营商环境。虽然印度也希望创建中国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但印度的特区基本上只有村镇大小，基础设施很差。以苹果在印度推动高端手机制造为例，它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印度供应商缺乏中国企业-政府联合体的那种紧迫感和响应速度。
此外，印度发展制造业仍面临着诸多其他挑战：资金成本高昂；法律条文复杂；工业或基建用地获取困难；监管繁重，企业难以解雇工人；许多产业对外资开放不足；国内统一大市场尚未完成等等。
整体而言，印度和中国一样，有超级人口大国的体量，创造就业的压力、国内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都不是单一标签可以涵盖的。印度或许会接纳部分中国制造业的转移，但本质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龙与象，它们当前的主要挑战都是自身发展的改革与转型。超过十四亿人口的体量只会让龙与象的未来发展更复杂，也肩负更艰巨的责任。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