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官方发文，回答“省长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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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长王清宪在参加安徽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安庆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为什么桐城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么多的院士、企业家，在安徽县域经济实力排名却从第2掉到了第16，没有成为前5？”
为回答“省长之问”、桐城未来如何实现跨越发展之问，桐城官方媒体推出【回答“省长之问”系列谈】专栏，以期引导全市上下解放思想、提振信心、守正创新、凝心聚力，锻长补短，为桐城“进十强、冲千亿”而努力奋斗。
该专栏推出的首篇文章——《关于“省长之问”的几点思考》，出自桐城人、经济学博士、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治中之手。
桐城六尺巷。项顺民 摄

以下为全文：
关于“省长之问”的几点思考
诚如王清宪省长所言，桐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改革风气之先，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销售“大军”遍及全国，桐城经济一度跻身安徽县域前列，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桐城经济开始渐显颓势，省内排名逐步后移。“省长之问”着实让所有桐城人印象深刻、心情沉重。
作为桐城人，我觉得桐城由盛转衰的深层次原因，可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找到一些“答案”，换言之，谁抓住了时代机遇，谁就能笑傲群雄！
第一，短缺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桐城经济确实“高人一筹”。
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于短缺经济阶段，全国的工业化也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业初级制成品供给严重不足，而市场需求又十分旺盛，对产品技术含量要求不高，如一些机械零部件产业、瓶盖产业等，催生了桐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安徽省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至今仍被桐城人津津乐道，乃至深深怀念。
第二，桐城人市场经济意识相对较强。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从本来人均就很少的土地束缚中得以解脱出来，再加上农村改革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本身的季节性因素，闲暇时间就比较多，“上班是工人，下班是农民”的现象很普遍。
桐城文化传统中，家家户户对教育本就十分重视，崇文重教的传统传承了几百年，就当时来说，桐城人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在总体上要高于其他县（市）。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后，桐城人开始“睁眼看自己”，要向市场找饭吃，核心命题是“怎么多挣点钱”；而在皖北地区，甚至当时的合肥三县（肥东、肥西、长丰），由于人均土地多，分田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后，老百姓的精力更多地都放在农业上，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多打点粮”。
在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初，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还是显著存在的，直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这个红利就释放殆尽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桐城由于人多地少的县情，率先尝到了农村改革的红利；今天就全国范围看，人均土地资源多的地方，经济还是比较落后，如东北；人均土地资源少的地方，反而经济都比较发达，典型的是浙江。桐城人市场经济意识快人一步、高人一筹，也是土地资源稀缺给逼出来的，否则会同样陷入“农业路径依赖的怪圈”。
第三，竞争比拼催生了桐城乡村经济的一度繁荣。
在1992年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主要是高校扩招）之前，桐城的年轻一代还是想通过高考这条途径彻底“跳出农门”，但人数总体上还是有限的。
许多没有走通这条路的桐城后生，他们也不甘落后就此沉沦，纷纷到投身到“办企业、跑市场”这条道上来，高中毕业生在桐城当时是很大的社会群体，这是其他县（市）所没有的一笔丰富而宝贵的人力资源。
从经济学分析来看，农村改革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取得的显著成果就是：生产要素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由“土地”让位于农村的人力资源，并成为“第一位”驱动要素。
第四，创新精神不足，畏惧风险心理的束缚，桐城开始从繁荣走向衰落。
地域传统文化对桐城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崇文重教是因为崇仕、崇学，因此，桐城的院士、专家、教授多，而一流的企业家（民企）少，而广东、浙江一带崇商传统源远流长，一流的企业家（民企）则更多些。
今天许多研究桐城文化的，首提“桐城派”，但就桐城经济发展而言，我更倾向于地域传统文化对桐城的影响是“宰相文化”，“宰相文化”核心逻辑是“二把手文化”，即不愿意去拥抱创新、探索新路、顶住压力、奋不顾身，不愿意去承受更多的风险，求稳求安心态是主流。
今天桐城办企业者众，作坊式生产者多，业态基本相似，产品几乎同质，在市场上相互挤压且无序竞争，产品毛利越挤越薄，企业也普遍长不大，只求年年横向的销售规模有所扩大，而不重视企业产品、技术的升级与换代。此时我们还应认清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已经由“短缺经济”阶段进入了“过剩经济”阶段，桐城的主导产业、传统拳头产品，就全国市场来说，都是“过剩”的，“红海一片”。
地域传统文化的小富即安、得过且过、不敢创新，制约了桐城企业家的思考与行动，没有及时推动企业的转型，没有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品升级，企业还是当年的企业，但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桐城文庙。项顺民 摄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核心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时期“开放”的作用反超了“改革”。桐城曾得改革的风气之先，但没有抓住这一轮全方位开放的机遇，这与地理区位也有关，也与语言、侨外关系有关，桐城企业对海外市场重视，远没有对国内市场的重视，而开放则是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可以“放眼看世界，回头看自己”。桐城为何没能抓住深度“开放”的时代新机遇？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桐城没有及时推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调整与转型。
中国已经从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传统产业基本上处于过剩状态，再加上桐城的外贸外销外资又没有及时发展起来，也更谈不上更高层次的“嵌入全球产业链并与之配套”。众所周知，江浙沪一带和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外向度是很高的，要么出国办厂，要么与国际大公司配套。
第二，大多数桐城企业的创办人没有完成从“生意人”向“企业家”的跃升。
受桐城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小而富则安，大家不愿意为自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因研发短期内难见成效），视野不够开阔，喜欢“做巧事、赚快钱、走关系”，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也就是外界人所说的“桐城的小精明”，不是以过硬的产品品质来赢得市场，而是以自己的技术壁垒来巩固市场，停留在“一笔生意就是一笔生意”“一个单子就是一个单子”的业务状态，企业缺乏核心竞争优势，必然没有企业的平台化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第三，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不足，导致对域外资源融合能力不强。
金融是经济的活水，企业家资源是核心资源，企业家是善于运用金融手段促进企业发展的。以当前桐城的经济体量规模来看，至少应拥有2-3家上市公司，但目前桐城就是没有一家上市企业，县域经济证券化率（上市公司市值总和/GDP）为零。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不仅仅是一般简单意义上的企业，更是一个信用创造的装置，它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手段整合资本，为企业发展所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江浙地区一个县往往有几十家上市公司。
桐城企业家的资本市场意识一直不强，与江浙企业家的差距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觉得企业上市与自己很遥远，且高不可攀，江浙的企业家从创业开始就瞄准上市；桐城企业家对企业当年盈亏很在意，对提升企业价值并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价值，则很陌生，与江浙企业家的考量正好相反，这也正应了桐城的一句老话“抓住了芝麻，丟掉了西瓜”。
此外，就政府平台公司运作而言，“有多少粉做多大粑”的观念很深，“无钱要办事，小钱办大事”本领需要增强，桐城民营企业赚了的钱，都沉淀为银行存款，桐城的金融信用必然处于收缩状态。
第四，桐城抓战略性新兴产业抓晚了点，抓大项目、抓人才回流也抓晚了点。
应该说，桐城最近两届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决心，才把全市工作重心转移到新老产业发展上来，瞄准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抓招商，上项目，促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殊为不易，这为桐城“十四五”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盘。
此外，桐城的营商环境、信用环境还有优化提升空间，营商环境要加快从“做什么事都要找人”向“找什么人都不管用”的状态转变，信用环境重点是建立“契约精神”，以优良的营商环境、信用环境吸引投资、发展产业、提振经济。
作者简介：
程治中，安徽桐城人，经济学博士，曾任职上海市委研究室、上海实业集团公司，现任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原题为《桐城官方发文，回答“省长之问”》）